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石念军
申遗。拆迁。唐僧玄奘。
当这些关键词粘合在一起,西安兴教寺,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场风波之中。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如何相得益彰?寺庙产业的产权特性如何界定?僧、寺合一的和谐如何长久实现?在这一场风波里,一个个命题层跃而出,就像是“不可说”的玄妙佛学,一时难有答案。唯一可以明确的是,当风波渐起,围绕兴教寺的“申遗”工作已经全面暂停；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律师,则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集结西安,意图不预设立场地进行考察和调研,以法律的客观立场,理清诉求、拨开迷雾。
实际上,根据齐鲁晚报记者的调查,兴教寺拆迁风波更像是古都西安系列“大遗址”开发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映照着一个古都在现代化发展征程上的焦虑种种。如果一定要给兴教寺的风波缘起寻找一个答案,那么,或许是:“这里是西安。”
>>“保卫兴教寺”
4月15日,星期一,西安兴教寺。
这天中午12时许,当宽池法师出现在寺院当中,游客很快凑到周围,七嘴八舌地追问起有关拆迁的种种,一并表达对拆迁事件的自我观点。
自4月10日以来,随着媒体的报道和微博等网络平台上呼吁“大师兄前来救师傅”的戏谑,这座以唐三藏塔闻名于世的古刹,很少像今天这样被舆论广泛关注。
“周六(4月13日),一些香客和居士来到兴教寺,‘保卫兴教寺’。”西安当地“申遗”领导小组的一位核心成员向齐鲁晚报记者坦言,尽管政府部门对兴教寺的拆迁工作一直秉持审慎态度,但由于舆论对拆迁矛盾的放大和偏向,维护寺院秩序的稳定工作已经超过“申遗”和拆迁,成为当下的首要议题。
事实上,4月12日,兴教寺所隶属的西安长安区,已经派了包括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在内的工作队伍,与僧人协商,敦请寺院方面“停止向媒体发布不符合事实的言论”,维护好寺院的稳定。
这样的说辞显然无法让兴教寺和信众信服。前述官员向齐鲁晚报证实,尽管发生在周六的“声援行动”并不激烈,政府部门仍派遣了包括警方在内的协调队伍前往做进一步的安抚与解释。
信众的车辆零散停在兴教寺的院落里。到15日这一天,看上去已经风平浪静的寺院,给他们最直观的感受是,以往门票10元的此地,已经暂停了售票,免费对外开放。
平素并不住在寺院的热心居士,则在此间承担起了寺院的“外宣”任务,登记前来采访的媒体信息,并向记者陈情。就在齐鲁晚报记者到来的这天,西安市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来到兴教寺,专程考察被列入拆迁范围的寺院建筑情况。当信众向宽池法师了解情况时,宽池法师说,政府部门可能是要以违章建筑的名义,对被视为影响“申遗”目标的建筑进行拆除。
被政府列入拆迁范围的寺院建筑,总面积近4000平方米,占据寺院生活区总计6000平方米建筑规模的2/3。居士邢可红让记者看西安佛学专家李利安教授撰写的文章,称政府的意图已经被解读得很明显,就是要把僧人赶出兴教寺,进而改变寺院宗教活动场所的属性,以便进行旅游开发。
前述官员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实情并非如此。但陷于舆论的漩涡之中,这样的解释已然乏力。该官员说,西安市“申遗”领导小组15日已经决定,暂停有关兴教寺的“申遗”工作。至于什么时候重启,还要看相关工作的进展。
>>土地利益博弈
护国兴教寺位于西安长安区少陵塬,距离市区约20公里。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为从白鹿原迁葬玄奘法师遗骨在此建塔,随即建寺。唐肃宗题塔额曰“兴教”,寺遂得名。
因为唐僧玄奘的高知名度,这一拆迁风波甫一曝出,即为公众广泛关注。其中,尤以1984版《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在微博上的呼吁引人注目,短短一天时间就转发逾15万次。呼唤“大师兄”保护“师傅”的戏谑表达,在娱乐的同时,也成为公众对长期以来政府拆迁行为的一个情感发泄口。
拆迁风波究竟因何而起?宽池法师和居士邢可红均告诉记者,他们是在去年11月份得知兴教寺被作为一个点,参与多国联合的“丝绸之路”申遗规划。当时政府“申遗”领导小组并未提及拆迁一事,因此,寺院方面也未提出异议。直到今年3月8日,长安区“申遗”领导小组“突然”送来“拆迁”通知。
根据这一通知,兴教寺要拆除斋堂、僧寮、方丈楼、闻慧堂等寺庙建筑。
“这是个会议通知,而不是拆迁通知。”前述西安当地“申遗”领导小组成员向齐鲁晚报记者解释,因为专项工作会议被安排在3月18日召开,所以先行下发这一通知及环境整治草案,“供会议上讨论并确定”。
但方案中明确的拆迁范围以及工作限定完成时间等信息,显然让人感觉“拆迁”事宜已经板上钉钉。会议通知说,“请各单位按通知要求,明确工作任务,做好相关工作准备。”寺院认为,政府没有给予他们继续协商的空间。
寺院方面称,考虑到僧人生活区域将被拆,政府一度允诺在寺院山下补偿10亩左右土地,为寺院建设新的生活区,但“没有形成书面方案”。
前述官员则辩称,寺院方面不仅一直知晓拆迁事宜,而且在舆论风波曝出时,双方一直在协商当中。问题在于,“政府同意补偿兴教寺10.74亩地,但寺院方面希望补偿50亩。”
兴教寺方面3月26日递交的两份材料显示确有其事。其中一份《兴教寺关于配合三藏塔申遗工作安置选址方案》显示,寺院建议,“安置选址应于寺院正南坡底偏东处,规划东西宽100米,北接寺院门外南至西汤公路边范围内,建设用地50亩”；“安置新址建设应由专业机构规划设计,规划设计中应考虑寺院规划和长远发展,完善各项功能和设施要求,包括电、上水、下水以及取暖和污水排放”；“用地手续与寺院拆除工作应同时进行”。
“问题不在于拆或不拆,而在于补偿方案无法确定。”前述官员称,按照拆多少补多少的原则,政府同意适当提高补偿比例,同时由政府出资为寺院重建生活区,但寺院方面对土地的需求始终超出政府预期。“后来又申请规划东西宽80米,最后一次则要求补偿20亩。”该官员称,就在“议价协商”期间,舆论突袭,彻底打乱了彼此间的和谈基础。
>>曲江系“躺着中枪”
毋庸置疑,在寺院与政府双方丧失信任的基础上,曲江系被媒体指摘参与其中,对西安当地民众而言无异于“火上浇油”。
虽然西安政府方面坚持强调,在兴教寺“申遗”工作中,曲江系并未参与,但政府人士同样承认,“曲江模式”以往的一些“争议”,尤其是在法门寺项目中的“较大争议”,也加重了人们对兴教寺拆迁的怀疑。
“曲江模式”是西安曲江文旅创立的一种文化产业开发模式,由西安曲江新区主管的曲江文化旅游产业集团开创并推广,即“文化立区,旅游兴区”。
当地一位媒体观察人士介绍,“曲江模式”看似复杂,说来也简单,即依托遗址,建设大面积的公共公园——主要是拆迁、绿化、种草。按照文物专家的要求,在一些重要遗址连树都不许种,以此改善周边环境。这与当下城市化进程一拍即合:公园附近的房子一定是最贵的,地方政府分享了土地红利,也塑造了旅游产业。因此,“曲江模式”也被普遍视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
“曲江模式”在西安成功打造了一批项目,比如大明宫景区。同时,以法门寺景区为代表的过度商业操作行为,则引发了更大范围内的争议与不满。由曲江系出资建设的法门寺景区,把佛学圣地法门寺围拢在内,向包括居士在内的所有人统一收取120元的门票。其景区内设POS机供香客刷卡捐资的行为,则被指斥为铜臭。2009年,法门寺僧人一度推倒景区院墙,以示不满。
“我们担心成为下一个法门寺。”兴教寺僧人和居士坦言。
西安当地“申遗”领导小组成员解释,曲江系确曾参与兴教寺文化景区的打造工程,“长安区在2012年上半年还曾把它当做重点工程来抓。”但自从去年7月确定兴教寺参与“申遗”事宜,曲江系参与规划筹建的兴教寺文化景区项目已经完全停止。“现在再以曲江系来说事,显然不符合常理。”
曲江新区管委会人士对此深感遗憾,“明明与我们无关,为何还要让我们置评?”记者从该管委会获悉,近期已有不少媒体请求他们就此事表态,而工作人员唯以“树大招风”自嘲。
>>西安的“苦衷”
事实上,就在兴教寺拆迁风波曝出之前,上个月,有关阿房宫景区建成13年面临拆迁的舆论热潮,已经让西安市有关方面深感困扰。
现有阿房宫景区于1995年筹建,全名为“锦绣阿房宫景区”。记者调查获悉,该景区系由当时的未央区三桥镇聚驾庄村引进的民资投建。1994年元月,民营企业家雷英魁与当时的未央区三桥镇聚驾庄村签订集体土地租赁200.8亩协议20年(1994年10月至2014年9月)。
“建设地不在阿房宫遗址的本地上,也不是为恢复本体修建的遗址保护项目,而是在遗址南侧近300米处,与考古部门正在做的‘阿房宫考古遗址保护’是两码事。”该景区所在的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管委会人士介绍,现有景区里都是人造景观,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旅游景点,而非历史遗存,且规划建设水平低。
2005年10月17日—21日,国际古迹遗址协会在西安召开世界大会,通过了《西安宣言——关于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保护》。按照《西安宣言》承诺,西安市拉开了国家级大遗址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序幕。
《西安宣言》的出炉,将西安市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引向现行模式。阿房宫景区的建与拆正是其思路转变与模式变迁的佐证一例:随着《阿房宫遗址保护规划》2012年获国家文物局批复,现有景区成为被认为对遗址本体保护构成了威胁,不符合新的保护规划标准。
事实上,从阿房宫景区到兴教寺,每一次地方政府的决策都受到了强力的舆论反弹,也揭示了古都西安的“苦衷”。
“西安市建成区400余平方公里,其中四大古都遗址100余平方公里,佛教八宗祖庭有其六,其他大小文化遗址不计其数,更无论秦、汉、唐历代帝陵、名臣墓冢。这些在外界看来是宝贵财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是当地发展的包袱。”当地一媒体观察人士讲起一个例子,全长20.5公里的西安地铁2号线,施工期间足足发现大小古墓逾千座。频繁的停工、考古,也成为当地媒体人士对地铁2号线印象最深的记忆。
这就像西安市近十年来发展的一个隐喻:渴望快速发展,却屡屡被厚重的文化遗产所羁绊。
“仅我知道的,至少有两家大型工业企业选址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区域建厂,但均未被许可。”上述媒体人士介绍,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曲江模式”为推手,以“文化立市,旅游兴市”的思路,建设区域热点,抬升土地价格,从而获取“土地财政”的盈利空间,就成为当地最切实可行的理性之选。
兴教寺的拆迁风波之所以像惊雷一样炸响,从很大程度上讲,恰恰是它天然聚合了人们对文化保护和拆迁规则等灰暗现状的不满情绪。最厚重的古都西安,也由此成为最特殊的一隅。
